文／本刊实习记者 张国芳
企业的经营之道，即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企业精神活动和智慧的结晶，它指导企业在自己的轨道上长期不断发展，并在竞争中保持独立，超越他人。其中，企业家的思想在企业理念中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高度。
张元济和陆费逵的经营理念使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历经磨难不倒。他们是商人，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开拓创新、招揽人才，不惧蹉跎，不畏失败，充分体现了以创业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他们又是文化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扶助教育、传承文化为己任，充分体现了出版人可贵的文化品格。在经营过程中，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创业创新，凭借着深厚的知识积淀和强大的人才资源雄踞一方；陆费逵机智灵巧，眼光独到，审时度势，跟踪超越，紧随其后。他们将文化情怀和商业眼光完美结合，准确理解和把握出版物的市场和文化价值，对今天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世纪的中国，“凡有一些现代化常识的人，多得力于商务印书馆”。1902年年初，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教职，加入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自觉承担起时代的文化使命，积极投身于“国民教育”事业之中。张元济青年时，就怀有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志愿，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从此与官场保持距离，并选择了教育救国方式。夏瑞芳的盛情邀请使张元济决定由高居庙堂的贵族转向面对基层的平民，“扶助教育、开启民智”自此也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宗旨。
张元济入馆后，商务印书馆即设立编译所，聘请蔡元培兼任所长，张元济是实际负责人。1902年8月，清廷颁布学堂章程，张元济积极顺应新教育发展的潮流，领导编译所把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放到首位，聘请了一批热心新教育的专家学者，编出了质量高又易于学龄少年接受的教科书，推动了我国近代自编教科书的进程。同时，为了开启民智，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承担了相应的文化责任，在同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在中国近代文化出版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陆费逵1886年出生，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13岁读完《四书》《五经》，此后每日自订课程自学成才。 1912年，陆费逵离开商务印书馆，成立中华书局。此后，由于陆费逵目光锐利、筹划有道、经营有方，中华书局长期保持出版界第二的地位，仅次于商务印书馆。
在经营中华书局的过程中，陆费逵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出版经营思想。他继承了张元济“扶助教育”的思想，呼吁出版商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性，但更注重学习借鉴，在商务印书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跟踪超越”的策略。一旦商务印书馆有好的选题，中华书局马上跟进，然而，中华书局绝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生搬硬套，而是在内容上有所侧重，版式上各有千秋，中华书局的书籍销售市场并没有受商务印书馆的太多影响，反而在很多时候对前者的不足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出版了大量的精品，树立了自己的出版品牌。比起许多一味讨好市场，庸俗低级的出版物，陆费逵的选题策划思路也值得当今同行的思考和借鉴。